2020年9月28日晚七点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怡教授受登录入口邀请，通过腾讯会议进行了以“地方路径与现代中国文学”为主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文新系易彬教授主持，来自文新系各级研究生、本科生、部分老师以及校外的人士，共计近170人参与了会议。

讲座的一开始，李怡教授从《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谈起，指出中国现代文学要做出一番成就，必不可少的就是要走向世界文学。哈佛教授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指的是落后的国家收到外来国家的侵略或冲击，然后回应冲击进行的一系列运动。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由于近代西方世界的入侵给我们造成的生存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回应这外来冲击而弃旧图新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

那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来具体回应这样的外来冲击的呢？李怡教授以鲁迅和李劼人为例，指出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文学创作的不同资源和理路，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大抵是从外国的作家作品中获得的文学资源，而李劼人却更爱的是晚清谴责小说、狎邪小说。相比于外国文学的观念影响而言，成都的本土地域形态对李劼人的影响是更明显的。李怡教授将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和李劼人笔下蔡大嫂进行了对比，李劼人笔下的蔡大嫂，她并不具备有一种先锋性与现代性，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人生的享乐欲望。这与成都的城市状态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对于成都这样初步繁荣的城市，吸引人们的并不是先锋的思想与文化，而是朴素的物欲与被解放的人生享乐。

李怡教授紧接着便谈到了“成都形态”的近现代“路径”，引用了从西晋左思的《蜀都赋》、元代《马可·波罗游记》到近代的“成都竹枝词”等等文史资料有力地指出了成都这种鲜明的“俗好娱乐”、“蜀风尚侈”的乡镇享乐主义的特色，这正是属于“成都形态”的近现代“路径”的特色之一。

除了李劼人笔下多位典型人物在追求物欲享受方面体现着“成都形态”的近现代“路径”之外，还有李劼人作品中的“旧”的特点，这也是属于他的独特的地方趣味。李劼人长期钟情于晚清文学的特殊的古今杂糅的滋味，他很长时间无法忘怀中国艳情诗（中国艳情诗正是体现了传统文人在中国式城市氛围中享受情爱的状态）。

“成都形态”的近现代“路径”还体现在了李劼人的历史趣味中。中国近现代的作家大多秉持的是“历史进化论”，但李劼人对此有所不同看法。这从初版的《大波》就能看出。他用的是超越于宏大历史判断的“日常生活叙事”方式，是一种乡镇趣味的叙事。这叙事特色来源于四川龙门阵传统，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相互表达，甚至东拉西扯的交流方式，这样的叙事特色让作品在无形中更能显现出历史的复杂性，揭示“革命者”的复杂面目。

  接着，李怡教授又回到了最开始所提及的“冲击—回应”的问题，认为这夸大了“西方中心”的运动为绝对主动性，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途径，我们要做的是打开进入“地方路径”的丰富性的可能。比如探索张爱玲与“上海路径”的可能、老舍与“北平路径”的可能等等。当我们回到自身，从中国内部来探究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途径时，李怡教授强调，这不是返回文化封闭，扭曲文化交流的事实，而是更便于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让研究者能从中国自身的特点来理解中国历史，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整整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分享，李怡教授把控得游刃有余，讲解生动盎然。分享过后，同学们积极地提出了自己对“地方路径”相关内容的疑问，提问主要集中在如何区分“地方路径”与“文学地理学”还有“区域文化”、除了“成都的地方路径”是否还会有其他省份地方区域的路径、如何区分地方和中心的关系等等方面。李怡教授对这些容易混淆的概念一一进行了自己的解读与区分，并提醒大家，“地方路径”并不是因为作家在某个地方就有某个地方路径，而是要从作家作品本身出发去寻找，这不是一个万用的学术模式，不能生搬硬套。

正如易彬教授所提出的，李怡教授今天的讲座对我们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即我们对一些既定的研究思路应有历史性反思或批判性的认识，还有对文化“多元性”的认可，这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与思考的。

李怡老师这些年一直持续不断地研究新的学术问题，提出新的思考角度，为我们学术界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同时，李怡教授也是一个非常谦逊、踏实的学者。在讲座最后，他认为这次的讲座分享和大家的提问给予了他不少帮助，使得他在之后做学术研究时对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有了更清楚的界定，也给予了他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研究灵感。（图文/潘潘）